在《種子法》施行20年之際，2020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指出“要開展種源‘卡脖子’技術攻關，立志打一場種業翻身仗”。2021年，《種子法》再次迎來修訂。8月20日閉幕的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審議了《種子法（修正草案）》。這一天也正是《國家級玉米、稻品種審定標準(2021 年修訂）》公開征求意見的反饋截止時間。
從中央將種業上升為國家戰略，到國家進行修法，再到行業修訂審定標準，可以看出本輪種業改革的核心旨在加強種業知識產權保護。
由于中國種業產業化歷程較短，進入市場化階段才21年，確立種業企業成為育種創新主體地位也才10年時間，還無法跟已有70-80年產業化和市場化發展史的美歐種業相提并論。26日，渤海大學管理學院教授靖飛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表示，在生物育種領域，中國跟國際先進水平存在三大差距，體現在技術的成熟度、復雜度、協同度，不過根源還在于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基因專利。他認為，中國必須投入更多精力、財力，去發現具有市場競爭力的商業性狀基因，未來才能在關鍵環節取得突破。
中外生物育種存在三大主要差距
根據ISAAA（國際農業生物技術應用服務組織）公布的全球玉米和大豆轉基因轉化事件相關數據，靖飛總結，當前中國在生物育種領域跟國際發達國家存在三大主要差距。
他說，在技術成熟度方面，全球轉基因商業化開始于1996年，經過20多年發展，得到批準的轉基因事件越發成熟，由多個單一轉化事件組合成復雜轉化事件已經成為常態。比如，科迪華的TC1507單一轉化事件，參與其他轉化事件達到89次，能夠有這么多參與事件，說明其成熟并且得到市場認可。
與之相比，中國目前批準的轉化事件還沒有經歷市場化檢驗，市場表現到底如何還不得而知。
在技術復雜度方面，轉基因事件包含的基因數量越多，意味著其商業性狀表達會更好，也意味著實現的技術難度越大。國際上玉米轉基因事件包含的基因數量平均達到4個以上，一半以上的轉基因事件包含的基因數量在5個以上，現階段多基因組合是常態。
然而，國內公開報道的轉基因事件包含的基因僅是1-2個。比如，大北農獨立完成的2個玉米轉基因轉化事件、杭州瑞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浙江大學合作完成的1件玉米轉基因轉化事件，都僅包含2個基因。
在技術協同度方面，全球轉基因事件的主導者主要是拜耳、科迪華和先正達，在轉基因的開發推廣過程中，這三家企業有競爭有合作，相互滲透，在研發和產業化轉化建立起高效的連接體系，才實現轉基因事件越來越成熟、技術越來越復雜，形成較高的技術壁壘。
反觀中國，轉基因仍處在起步階段，國有科研機構主導特征明顯，企業的主體作用較弱，科研機構和企業間的聯合比較松散。
中國農業科學院副院長、中國工程院院士萬建民稱，在一些發達國家，種業已進入“生物技術+人工智能+大數據信息技術”的育種“4.0時代”。中國仍處在以雜交選育和分子技術輔助選育為主的“2.0時代”至“3.0時代”之間。從發展時代來看，參照國際種業發展水平，一般可分為四個階段，即馴化選擇1.0時代、常規育種2.0時代、分子標記輔助選擇育種3.0時代和智能化育種4.0時代。
他認為，中國在基因編輯、合成生物學、全基因組選擇、分子設計和人工智能育種等新興交叉領域技術研發方面短板明顯：原始創新能力不足，缺少重大突破性的理論和方法，關鍵技術與戰略性產品研發水平相對較低，國際競爭力優勢相對較弱。
不過，在靖飛看來，代際差異就是起步和成熟的區別，現在技術運用手段有差異，但不至于這么大，“現在的差距根源在于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基因專利，中國還在使用國外的專利，或者等待第一代專利到期后的使用，就是傳統的抗蟲、抗除草劑基因性狀。然而，跨國企業已經開發出更多更好商業性狀的基因。”
靖飛認為，一定要遴選出優質的機構和人員，不急于求成，不急功近利，承認差距，緊跟國際先進技術潮流，在技術手段上不落伍，“比、學、趕、超”同時發力，才能實現跨越式發展。
推出“種業航母”牢牢掌握種業安全
在中國，種業的發展經歷三次革命，有兩個具有標志性的重要節點。一是2000年12月1日《種子法》施行，允許民營種業企業參與，引入市場競爭機制，打破行政區劃壟斷經營種子的局面；另一個是2011年國務院8號文《關于加快推進現代農作物種業發展的意見》的出臺，進一步確立種業企業成為育種創新主體的地位。
轉基因研究本來就是周期長的科研活動，從科研起步來看，當前中外在轉基因發展中存在巨大差距實屬正常。從《種子法》施行開始算起，中國種業開始實質性的發展，只有20年時間。中國最早應用轉基因技術是轉基因棉花，時間為1997年，雖然在時間上跟美國最早種植轉基因大豆時間基本同步，但中國真正開始較大規模轉基因研究是在2008年，科技部等相關部門專門設立轉基因重大專項開展轉基因研究。此時，中國轉基因研究比世界上第一個轉基因事件獲批已經晚了超過10年。
根據靖飛主持的課題《轉基因玉米和大豆產業化對種業影響研究》顯示，在全球轉基因技術發展超過20年的歷史中，已經形成以拜耳、科迪華和先正達為主的技術壟斷格局。全球各個國家或地區批準的轉基因玉米種植事件共有127個，按照第一開發者統計，拜耳、先正達和科迪華通過的玉米轉基因轉化事件的數量排在前三位，分別是47、44和31個，其余企業僅有5個。
由于起步晚，中國研究水平與跨國企業存在較大技術差距。目前，市場上主流的轉基因性狀是抗蟲和耐除草劑基因，或者說在這方面已經發展成熟，中國轉基因技術力量在這方面的實力還比較有限。
從中國獲得這些轉基因專利的性狀表現來看，主要精力放在抗逆、抗病和優質高效方面。一種可能是認識到在抗蟲和耐除草劑方面無力超越跨國企業，另辟研究途徑；另一種可能是跨國企業已經申請足夠多的抗蟲和耐除草劑的專利，我們沒有能力再有所創新，無法滿足專利的新穎性要求。
與此同時，以《種子法》為代表的中國種業管理法律、行政法規，均對外資進入中國種業市場提出了明確的限制措施。
這些限制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：第一，從事主要農作物品種選育和種子生產經營必須中方控股，保證中方企業的主導地位；第二，外資企業在中國種業市場開展并購必須首先通過安全審查，限制外資企業資本實力的發揮空間；第三，禁止外資企業開展轉基因品種選育及生產，限制了外資企業在轉基因方面的優勢發揮。
靖飛認為，考慮到中外種企存在技術和資本鴻溝，中國正是靠著這些限制，束縛了外資企業獨立發展的拳腳，才使它們對中國種業的威脅程度有限，但從發展現狀來看，也已經對本土種企帶來了明顯沖擊。如果放松中方控股限制，中國種業市場將在三至五年內被外資企業主導；再進一步放松并購審查限制，中國種業市場將演變成寡頭壟斷的市場結構，中國內資種企的市場地位和話語權會基本喪失；最后，如果轉基因限制全面放松，那中國種子市場將被跨國企業全面控制。
他表示，從中國目前的種業市場格局來看，加速整合是應對擴大開放影響的最有效途徑。這種整合不是“零敲碎打”，而是“大開大合”，是對既有一些政策和制度設計的徹底改革。
概括起來，包括三個方面：第一，加快國有農業科研機構改革進程是第一要務，要通過頂層設計，破解中國種業研發和推廣脫鉤的歷史積弊；第二，要加快相關企業聯合進程，包括大的國有農化企業間的聯合，種業上市企業之間的聯合，而這些需要政府的頂層設計；第三，堅持以先正達為核心，開展種業的市場化整合，最終推出中國的“種業航母”，把種業安全牢牢掌握在中國種子企業的手上。
從中央將種業上升為國家戰略，到國家進行修法，再到行業修訂審定標準，可以看出本輪種業改革的核心旨在加強種業知識產權保護。
由于中國種業產業化歷程較短，進入市場化階段才21年，確立種業企業成為育種創新主體地位也才10年時間，還無法跟已有70-80年產業化和市場化發展史的美歐種業相提并論。26日，渤海大學管理學院教授靖飛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表示，在生物育種領域，中國跟國際先進水平存在三大差距，體現在技術的成熟度、復雜度、協同度，不過根源還在于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基因專利。他認為，中國必須投入更多精力、財力，去發現具有市場競爭力的商業性狀基因，未來才能在關鍵環節取得突破。
中外生物育種存在三大主要差距
根據ISAAA（國際農業生物技術應用服務組織）公布的全球玉米和大豆轉基因轉化事件相關數據，靖飛總結，當前中國在生物育種領域跟國際發達國家存在三大主要差距。
他說，在技術成熟度方面，全球轉基因商業化開始于1996年，經過20多年發展，得到批準的轉基因事件越發成熟，由多個單一轉化事件組合成復雜轉化事件已經成為常態。比如，科迪華的TC1507單一轉化事件，參與其他轉化事件達到89次，能夠有這么多參與事件，說明其成熟并且得到市場認可。
與之相比，中國目前批準的轉化事件還沒有經歷市場化檢驗，市場表現到底如何還不得而知。
在技術復雜度方面，轉基因事件包含的基因數量越多，意味著其商業性狀表達會更好，也意味著實現的技術難度越大。國際上玉米轉基因事件包含的基因數量平均達到4個以上，一半以上的轉基因事件包含的基因數量在5個以上，現階段多基因組合是常態。
然而，國內公開報道的轉基因事件包含的基因僅是1-2個。比如，大北農獨立完成的2個玉米轉基因轉化事件、杭州瑞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浙江大學合作完成的1件玉米轉基因轉化事件，都僅包含2個基因。
在技術協同度方面，全球轉基因事件的主導者主要是拜耳、科迪華和先正達，在轉基因的開發推廣過程中，這三家企業有競爭有合作，相互滲透，在研發和產業化轉化建立起高效的連接體系，才實現轉基因事件越來越成熟、技術越來越復雜，形成較高的技術壁壘。
反觀中國，轉基因仍處在起步階段，國有科研機構主導特征明顯，企業的主體作用較弱，科研機構和企業間的聯合比較松散。
中國農業科學院副院長、中國工程院院士萬建民稱，在一些發達國家，種業已進入“生物技術+人工智能+大數據信息技術”的育種“4.0時代”。中國仍處在以雜交選育和分子技術輔助選育為主的“2.0時代”至“3.0時代”之間。從發展時代來看，參照國際種業發展水平，一般可分為四個階段，即馴化選擇1.0時代、常規育種2.0時代、分子標記輔助選擇育種3.0時代和智能化育種4.0時代。
他認為，中國在基因編輯、合成生物學、全基因組選擇、分子設計和人工智能育種等新興交叉領域技術研發方面短板明顯：原始創新能力不足，缺少重大突破性的理論和方法，關鍵技術與戰略性產品研發水平相對較低，國際競爭力優勢相對較弱。
不過，在靖飛看來，代際差異就是起步和成熟的區別，現在技術運用手段有差異，但不至于這么大，“現在的差距根源在于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基因專利，中國還在使用國外的專利，或者等待第一代專利到期后的使用，就是傳統的抗蟲、抗除草劑基因性狀。然而，跨國企業已經開發出更多更好商業性狀的基因。”
靖飛認為，一定要遴選出優質的機構和人員，不急于求成，不急功近利，承認差距，緊跟國際先進技術潮流，在技術手段上不落伍，“比、學、趕、超”同時發力，才能實現跨越式發展。
推出“種業航母”牢牢掌握種業安全
在中國，種業的發展經歷三次革命，有兩個具有標志性的重要節點。一是2000年12月1日《種子法》施行，允許民營種業企業參與，引入市場競爭機制，打破行政區劃壟斷經營種子的局面；另一個是2011年國務院8號文《關于加快推進現代農作物種業發展的意見》的出臺，進一步確立種業企業成為育種創新主體的地位。
轉基因研究本來就是周期長的科研活動，從科研起步來看，當前中外在轉基因發展中存在巨大差距實屬正常。從《種子法》施行開始算起，中國種業開始實質性的發展，只有20年時間。中國最早應用轉基因技術是轉基因棉花，時間為1997年，雖然在時間上跟美國最早種植轉基因大豆時間基本同步，但中國真正開始較大規模轉基因研究是在2008年，科技部等相關部門專門設立轉基因重大專項開展轉基因研究。此時，中國轉基因研究比世界上第一個轉基因事件獲批已經晚了超過10年。
根據靖飛主持的課題《轉基因玉米和大豆產業化對種業影響研究》顯示，在全球轉基因技術發展超過20年的歷史中，已經形成以拜耳、科迪華和先正達為主的技術壟斷格局。全球各個國家或地區批準的轉基因玉米種植事件共有127個，按照第一開發者統計，拜耳、先正達和科迪華通過的玉米轉基因轉化事件的數量排在前三位，分別是47、44和31個，其余企業僅有5個。
由于起步晚，中國研究水平與跨國企業存在較大技術差距。目前，市場上主流的轉基因性狀是抗蟲和耐除草劑基因，或者說在這方面已經發展成熟，中國轉基因技術力量在這方面的實力還比較有限。
從中國獲得這些轉基因專利的性狀表現來看，主要精力放在抗逆、抗病和優質高效方面。一種可能是認識到在抗蟲和耐除草劑方面無力超越跨國企業，另辟研究途徑；另一種可能是跨國企業已經申請足夠多的抗蟲和耐除草劑的專利，我們沒有能力再有所創新，無法滿足專利的新穎性要求。
與此同時，以《種子法》為代表的中國種業管理法律、行政法規，均對外資進入中國種業市場提出了明確的限制措施。
這些限制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：第一，從事主要農作物品種選育和種子生產經營必須中方控股，保證中方企業的主導地位；第二，外資企業在中國種業市場開展并購必須首先通過安全審查，限制外資企業資本實力的發揮空間；第三，禁止外資企業開展轉基因品種選育及生產，限制了外資企業在轉基因方面的優勢發揮。
靖飛認為，考慮到中外種企存在技術和資本鴻溝，中國正是靠著這些限制，束縛了外資企業獨立發展的拳腳，才使它們對中國種業的威脅程度有限，但從發展現狀來看，也已經對本土種企帶來了明顯沖擊。如果放松中方控股限制，中國種業市場將在三至五年內被外資企業主導；再進一步放松并購審查限制，中國種業市場將演變成寡頭壟斷的市場結構，中國內資種企的市場地位和話語權會基本喪失；最后，如果轉基因限制全面放松，那中國種子市場將被跨國企業全面控制。
他表示，從中國目前的種業市場格局來看，加速整合是應對擴大開放影響的最有效途徑。這種整合不是“零敲碎打”，而是“大開大合”，是對既有一些政策和制度設計的徹底改革。
概括起來，包括三個方面：第一，加快國有農業科研機構改革進程是第一要務，要通過頂層設計，破解中國種業研發和推廣脫鉤的歷史積弊；第二，要加快相關企業聯合進程，包括大的國有農化企業間的聯合，種業上市企業之間的聯合，而這些需要政府的頂層設計；第三，堅持以先正達為核心，開展種業的市場化整合，最終推出中國的“種業航母”，把種業安全牢牢掌握在中國種子企業的手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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