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國工程院院士、中國農業大學教授張福鎖和中國農業大學200多名師生過著一種與大部分高校師生不一樣的生活。他們離開北京、離開校園，長久地居住在云南、河北、內蒙古等地的村莊里。去年，在云南大理古生村，張福鎖的駐村時間超過了280天。

作為一名從陜西農村長大的科學家，40多年來，張福鎖看到農業領域科研與生產需求脫節、科技人員與農民脫節、人才培養與社會需求脫節這三個突出問題。他說：“如果不解決這些問題，大學就成了象牙塔，科技、人才也不能發揮出應有的作用。”

2009年，張福鎖和團隊在河北省曲周縣建立起了第一個科技小院，探索一種科技創新、社會服務和人才培養“三位一體”的新模式，推動教書與育人、田間與課堂、理論與實踐、科研與推廣、創新與服務更緊密地結合。

走在第15個年頭，這一點星火已經燎原。

如今，全國已建立1048個科技小院，覆蓋31個省、自治區、直轄市，涉及222種農產品，覆蓋國民經濟農業行業中農林牧漁業的59個產業體系，占比83.1%。2020年以來，科技小院模式7次寫入中辦、國辦與科技部、農業農村部等重要文件。2022年教育部等三部門聯合發布《關于支持建設一批科技小院的通知》，支持全國31個省份的68個培養單位建設780個科技小院。同時，科技小院模式也得到聯合國糧農組織推介，已推廣到老撾和非洲8國。

科技小院緣何誕生、如何發展，又帶來了怎樣的改變？今年3月，在云南大理，中國教育報記者對張福鎖院士進行了采訪。

以下，是張福鎖院士的口述。

“團隊一年能發100多篇英文論文，但咱們父老鄉親誰讀英文”

科技小院是我們2009年在河北曲周開始嘗試的，最初的想法是下去看看我們的研究有沒有用。

2008年，我的團隊每年能發100多篇英文論文，也就是平均一個人一年有5篇論文發表，這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已經非常大。但也是這一年，我想到了一個問題，村里的父老鄉親誰讀英文？我們發了這么多文章，只是給國家爭了點兒光，但老百姓沒用上。我提出，能不能下去，看看怎么把我們的研究用起來。

結果沒人愿意去。有人和我說，張老師，我這好不容易才從農村進了北京，這不是又把我“發配”到農村了嗎？當時，城鎮化速度很快，都在往城里走，我們相當于要逆流而行。后來，我師兄李曉林說，他愿意下去。他是研究微生物的，完全搞的是微觀研究，本來應該是做實驗室研究的，而且做得也很好，既是全國優秀教師，又是國家杰出青年基金獲得者。結果他說他愿意下去。李曉林是我們的大師兄，他這么一說，大家都愿意下了。

但是一下去，我們發現跟老百姓的時間湊不上。當時，我們住在實驗站里，等吃完早飯8點“上班”時，地里看不見老百姓。我們問他們怎么不下地，老百姓說太陽沒出來時才下地，太陽一高就回家了。我們一商量，說干脆住到村里去。

李曉林老師酒精過敏，平時一口酒都不喝。到了村里，書記逗他，說只要把兩杯白酒喝了，就把一個院子免費給我們住，結果李老師真的給喝完了。我們就這么住了進去了，這一住發現效果特別好。因為你在老百姓中間了，完全是零距離。老百姓有什么事隨時都找你，早上在地里看著葉子被蟲子咬了，他就摘一片葉子回來，把我們從被窩里叫起來，問這是怎么回事。晚上沒事，他們也跑到院子里聊天。我們那個小院后來成了村里面的活動中心。老百姓說，你們搞科技，把科技帶到農家了，就叫科技小院行不行。我說太好了，這太接地氣了。我們幾個人就一起給科技小院下了個定義，是在農村生產一線的，集科技創新、社會服務、人才培養于一體的創新平臺。

中國90%多的農民都是小農戶，我們要了解小農戶是怎么種地的，要怎么幫他，所以第一個科技小院建在了曲周。曲周當地都是小農戶、小地塊，沒有規模化的經營。后來，我們把科技小院帶到了吉林梨樹縣，這里就有專職種地的專業農民了，每家地都不小。后來，又到了黑龍江建三江的國營農場，這里規模更大，去地里用腿根本走不了，都得開著拖拉機，機械化程度很高。

這些都是我們第一批1.0版本的科技小院。我們基本就把糧食生產問題都覆蓋解決了。14年后回過頭看這個事，發現農業規模化經營并不像我們設想的那么快，梨樹的合作社到現在仍然是有大有小，建三江的國營農場至今全國也沒有幾個能模仿建成。

但經過14年的研究，對比這三個地方的種植情況，我們發現，國營農場的產量水平要比一般的小農戶高30%，合作社的要低于國營農場，但又比小農戶高20%左右。分析這里面的差異，關鍵在于技術的到位率。

“關鍵的是技術到位率，所以知識的傳播、實踐的示范很重要”

剛到曲周，我們做了個調查，當地9萬多個小農戶，10項小麥、玉米的生產關鍵技術到位率只有18%。這背后有缺少機械的原因，但更重要的是農民不了解，知曉率低。也就是有好的技術，但是農民不知道，也用不上。

在14年的實踐中，我們發現，對小農戶來說，最關鍵的是技術到位率，對農場企業而言，最關鍵的是技術的創新。

因此，對科技小院而言，培訓工作就很重要，知識的傳播、實踐的示范就很重要。在曲周，科技小院花了4年的時間，把9萬多個農戶的技術到位率提高到了50%。盡管這個數字還不是很高，但這9萬多個農戶在曲周都已經是高產戶了，如果技術到位率提高到80%，他們就都是中國最好的農民。

有一年，我們在河北的一個縣里做實驗推廣。我們把“先玉335”這個玉米品種引了進去，帶著技術和當地農民一起干。當時這個縣的縣長是其他單位調來的，對農業不了解，也沒有熱情。我和他聊這個實驗推廣很重要，他就和我談招商引資，把話題帶遠，不接我的茬兒。我們一直沒有說服他。

結果玉米快成熟時，他不知怎么地跑到鄉鎮去了，在地頭，老百姓把他拉住了，掰下玉米棒子和他講：“我自己的玉米棒子芯很粗、種子短，人家科技小院玉米棒子的芯很細、種子長，產量肯定高。”縣長很感動，當場就給我打了電話。第二天，就開了全縣的現場會，把農民講的這個棒子芯粗細的故事又講了一遍。當時，我們還不知道產量怎么樣，但會上就要求每個鄉鎮要搞一個百畝的示范方，在全縣推廣。4年后，這個縣全縣的產量提高了30%，農民因為小麥玉米增收能多賺3億多元。這個縣后來成了全國糧食生產先進縣。

事實上，農技推廣我們搞了那么多年，為什么搞不好？關鍵還是能否和老百姓同吃、同住、同勞動。科技小院就是這么做的。前幾年，我跟北京大學黃季焜教授做過一個研究，如果給老百姓講兩個小時，老百姓只能接受10%的知識，過上一年就忘干凈了。如果既給老百姓講課，還跟著去地里操作，老百姓可以接受百分之四五十的知識。如果跟著老百姓干一個季節，老百姓就全學會了，并且5年以后再去回訪，這些老百姓還能與時俱進地把新技術和原來學的技術結合起來，創新性地用在生產體系里面。我們這個文章也發表了，都是定量化的數據。

后來，我們從糧食作物轉到經濟作物，小院進入服務產業的2.0版本。因為收益高，老百姓、企業的熱情很高，很愿意跟著我們學技術。現在科技小院覆蓋了59個產業體系，222種農產品品類，你想吃什么我們都有，而且品質都是最好的。從2021年開始，我們在大理的古生村科技小院做的是鄉村振興3.0版。在這兒，我們希望小院不僅帶來單方面的技術，還要帶動全區域、更多主體參與進來，帶來整個區域的人、社會、生產和生活的全面改變。

我經常說，科技小院的核心是“扎下去”。你不下去，一切都等于“0”，下去了以后人就變了，事就能做成。原來你覺得學校學的、做的那些東西沒多大用處，但下去以后發現啥都有用，能給農民解決很多問題，農民也很尊重你。我們經常說，師生下去后，農民接受不接受你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下去多長時間，老百姓能請你吃飯，這也是我們衡量小院學生的一個標準。

“一定要讓學生吃苦，一定要讓他了解真實的世界”

實際上把學生放到農村后，他們的第一反應是這“爛地方”，怎么在這生活，會想要逃跑，但是他又不能逃。所以斗爭之后，學生開始學著克服困難，干很多在家里和學校不會干的事，比如洗衣服、做飯、打掃衛生，還要學著和農民打交道，讓農民信任、喜歡，不然你這工作沒法干。慢慢地，學生學會了表達，學會了跟人打交道，尤其是訓練了自己的吃苦能力和精神。

科技小院的研究生駐扎農村兩個月左右，就會發生明顯變化，眼睛開始發光了，說話也充滿自信。我跟李曉林老師說，這太神奇了，沒想到在這么困難的地方，反而教好學生了。從那兒我們總結出，不能給學生太好的條件，一定要讓他吃苦，一定要讓他了解真實的世界。

農民是高看大學生一眼的，村里面的人一看你是大學生，什么問題都來找你，家里電器壞了也叫你修。我們小院的學生有個規矩，不能和農民說“我不會”，真解決不了的問題也要回復“我給你想辦法”，再回來上網查資料或者找老師，最后要拿出一招來。至于這一招管用不管用，那問題都不大，只要你跟農民的互動每次都有反饋，農民就會覺得你真能干、真貼心，至于你解決多少問題，他可能倒不在乎。所以，我們的學生經常受到老鄉的鼓勵。14年來，還沒有出現過來了小院但沒轉變的學生，最多就是時間長短的問題。

在科技小院，學生也是天天要向老百姓學習的。在科技小院，學生剛下來首先要花20多天做全村調研，家里種什么，多少投入，怎么種的，產量多少，收益多少。這些調研問題能幫你了解農民的技術、家里的情況，更重要的是，等你一戶一戶地調研后，就能掌握這個村的“能人”是誰，就知道村里誰有威信，誰種地種得好，誰是村里的“村霸”。

有些地方種芒果，但我們很多學生都沒見過、沒吃過，這怎么指導農民？我們的招也很簡單，就讓學生跟著20個能干的農民去看、去問，把他們的方法記下來，再一平均，就成了學生自己的做法。然后，學生再對這些做法提幾個“為什么”，再加點兒自己學過的知識。最后，這個優化過的方案肯定比這20個“能人”的平均水平更高一步。到第二階段，學生就可以跟農民“打擂臺”了，看誰種得好。第一季贏不了，第二季學生肯定干得比農民好。這就給學生很大的自信了，只一兩年就成厲害的把式漢了。

然后，我們要求學生做農民培訓，這是小院學生最好的成長方式。我們的學生第一次給村民培訓，100頁幻燈片只講了20分鐘。最后下來問他講的啥，學生說不知道，腿都在發抖。這是很正常的。等講上幾次，學生就能把20張幻燈片講上兩個小時，差不多一年多就能完成這個轉變。

小院給了我們老師一個思考，那就是大學教育的失敗在于，我們把什么都給學生弄得很好，連答案都想直接告訴他，結果把鍛煉的機會全給弄沒了，學生反倒成長不起來。把苗子扔到角落上沒怎么照料，結果最后長成參天大樹了，反而是天天澆水會把苗子淹死，這就是教育的規律。

有一年香港浸會大學成立了農學專業，招了15個人。他們邀請我做人才培養的經驗分享，我就講了小院的故事。當時，一個老教授就舉手了，說：“張教授，我帶了一輩子學生，我怎么感覺你的碩士生比我的博士生還厲害。”

后來我想，不是我的碩士生比你的博士生厲害，是我的科技小院這個平臺比你的實驗室厲害，因為在村里，學生既可以向農民學習，也可以向企業的技術人員學習，還能向老師學習，很快就會是個“萬金油”。學生在這里掌握的都是實戰經驗，是綜合知識，不那么單一，能解決問題。

我經常說，在學生悟之前，你給他教的東西都是沒用的，灌不進去的。悟了以后，再鍛煉的能力是他自己想鍛煉的能力，也才是真能力、真本事。小院的學生半年到一年就能悟，這是我們小院最有價值的地方。

“通過小院改變人才培養、科技創新的方式，這是我一個大的理想”

小院也改變了我們做科研創新的模式。我們學會了在生產一線、在產業需求里面來做有用的研究。小院做的工作已經在《自然》上發表了幾篇文章了，這太不容易了，如果只在實驗室是不一定能做出來的。前面我提過，在曲周，我們帶著老百姓做了四五年的技術培訓，把技術到位率很大提高了，我們把這個實踐寫成文章發在了《自然》上，被作為全球樣板和典型，供大家學習。

現在，我們又要在洱海做一個綠色發展的典型。從全球來看，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國家都還要大幅度地發展，但是資源不能再被浪費，環境不能再被污染。中國正處在綠色轉型的關鍵時期，如果我們能在農業產量進一步提升的同時，減少了投入、污染，那我們就是全世界綠色發展里最好的樣板。中國經驗對非洲、東南亞甚至發達國家會有很強的借鑒意義。

所以我們的科技創新一定要進入產業，要進入主戰場，你在那兒會有用不完的勁兒、會不斷地去創新，不像你在實驗室里做了半天，自己也不知道有沒有突破，然后越做越沒信心。在主戰場上，生產實踐會天天給你提各種問題，并且對于你的任何嘗試和突破，它都會激勵你、鼓勵你。

我們中國在農業增產技術創新這一方面，做得很好，但現在需要把這些創新真正地帶到產業里面去，形成一個系統的解決方案，全產業鏈地推進我們國家農業的發展、推動農民生產主體能力的提升，最終真正地讓我們的生產能力成為看家本事，而不是在單方面做得很好或者文章發得很好，結果我們的產業還落后于人家，或者有些關鍵地方還受制于人，這就不符合時代的要求了。

這些問題我覺得都是科技小院給我的啟示。我很想通過小院改變我們人才培養、科技創新的方式，這是我一個大的理想。

但是，如何評價科技小院的學生和教師是個大問題。開始時，小院學生的開題答辯，老師們給學生的評價都不高，很多人認為沒學術價值、沒創新性。后來，我們向學校反映，建立起了小院學生自己的評價體系。分開之后，小院學生的表現就非常突出了。現在，學校獎學金、優秀學生評審中，我們小院學生獲獎的比例非常高，因為學生既有文章，又有實際工作，還有那么多感人的故事。現在，對學生的評價已經不是問題了。

到了今天，我們還沒有解決老師的評價問題。我們也常開玩笑，小院適合50歲以上的老師來做。但其實，小院也有很多的年輕教師，因為現在要“把文章寫在大地上”。

過去，我們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太低，追求文章數量是沒辦法。但不好的是，這養成了一批人想盡辦法追求數量，把一篇文章拆成幾篇文章發，結果“廢了自己的武功”，這對他們自己和國家都是個悲哀。這個車要剎住。現在雖然在改，但是真正讓大家知道去做有用的研究、做解決問題的研究、做瞄準產業創新的研究，我覺得還需要時間。我們要加大改革，否則的話，科技發展非常快，但是科技跟產業、農業科研跟農業生產實際、農業人才培養跟產業發展真正的人才需求都存在脫節，這是很嚴重的問題。

我們的教育急需要改革，所以我這幾年搞綠色發展，想做多學科交叉、多跟產業結合，解決我們學生知識單一、不能適應社會的問題。我很想改革我們的科研模式，因為現在大家都在學校里面讀文獻、做實驗、發文章。但在荷蘭瓦格寧根大學，除非科研人員認為自己能獲諾貝爾獎，學校才會支持他做理論研究。他們認為，到產業、到生產里面，到有需求的地方去解決一個小問題，這樣更有用。

14年來，我覺得科技小院已經探索出了一條科研創新、社會服務、人才培養的新路子。如果再談更大的理想會很難，會涉及很多體系性的東西，需要很長的時間，但現在我們在小院還有很多可以做的事兒。

來源：中國教育報